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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与低语》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女性导演们闪

2021-06-09 04:45柏林平台 人已围观

简介柏林平台今天开始,位于德国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将有一次中国女性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集体亮相。《呐喊与低语》展览的独立纪录片作品由女性导演利用数码摄影技术,从开始拍摄至后期制...

  今天开始,位于德国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将有一次中国女性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集体亮相。《呐喊与低语》展览的独立纪录片作品由女性导演利用数码摄影技术,从开始拍摄至后期制作独自一人完成。在Christian Lenz的策划下,这个选题为中国当代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扩展视角:从当下的速写本到与时间的紧张对抗中,广泛的叙事与更新以及各种主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的独立纪录片的出现(即在国家控制生产和发行渠道之外的纪录片)是在1989年到1992年之间,一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政治威权主义的继续——为中国新形式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同时也是这种思潮的基本主题框架。这种新形式的纪录片主要涉及中国第二次现代性的阴暗面,并以微观历史的吸引力打开了那些注定在国家官方媒体语境中被忽视或被掩盖的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之前,非虚构形式纪录片在中国主要是以工作室根据剧本为基础制作的存在,显而易见其目的是为了对观众进行思想教育,而新纪录片运动则将开放式的现场观察和与之相关的直接、原始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准则。

  由于拍摄新形式电影初期获得电影设备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也是每个导演的责任,虽然可以利用国家电视系统的联系获得设备,但是这首先限制了既定制作环境的预期突破。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末,由女性导演拍摄的独立纪录片才被制作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易于使用且价格低廉的数码相机的普及促进了至关重要的多元化,使那些以前基本上被排除在电影实践之外的人能够参与到活动影像的制作中。因此,从二十一世纪0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女性独立纪录片作品在增多。然而,独立纪录片的女性导演仍然是少数,她们的作品特别是在国外,除了在个别电影节的放映,几乎看不到。

  这部章梦奇的主要作品诞生于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工作室,既是导演也是舞者的章梦奇把镜头聚焦在一处特定的地理空间:她一次次回到父亲的故乡,其实父亲的故乡叫做“钓鱼台”,但她只提到47公里外的地方。在此处要想去别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公交车司机,在最近的城镇在47公里处停靠。

  省城的村落大多荒废,居住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中间的一代大多迁徙到了大都市。章梦奇为仅存的居民拍摄的动人肖像第一眼看上去的特点是经过了长期研究。然而,她的电影并不以经典的人种学调查为目的,而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将慢电影的沉思、录像的口述历史和行为艺术混合在一起,以一种极其令人兴奋的方式打破了参与式观察和纪录片的传统。

  《自画像:生于47公里》献给中国腹地的生育之难和这片土地上的母亲。一位老太太讲述了自己在时的饥荒中失去了几个孩子,她的孙女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一家大工厂里工作,养活孩子。这两个人生故事之间的对话给人的印象是,在一个世代贫困的农村中生活的人们,经过政党机器的各种新的调整,被任何官方宣扬的进步和繁荣的承诺所抛弃。

  随后,章梦奇系列影片中的主角之一方红也将开启首秀。在《我的房间》中,拍摄时年仅14岁的方红展示了她童年时在钓鱼台的卧室。

  朱声仄使用固定长特写和缓慢的平移镜头,将家庭冲突中的对话所表达的无奈和困境转化为一种美学呈现。除了所有强加的情节冲突,《虚焦》也成功地直接洞察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

  2012年,职业摄影师朱声仄在武汉为农民工子女授课,在课上她给学生们分发相机,引导他们表现自己。这个项目中的影像反复出现在朱声仄的首部电影中:最初伴随着摄影班各个学员日常生活的是一所破旧的高楼小学。但《虚焦》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演员和一个具体空间上:12岁的小琴与父母、爷爷奶奶和两个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成了影片几乎离不开的核心地点。

  在北京艺术家张苹的长片处女作中,她偶然看到了一张出现在父母书桌里一份残破的文件,对于她来说这是寻找家庭悲惨过去线索的开始。

  这份文件原来是一个匿名者写的要请求她父亲赔偿的请愿书,引发了政治运动时期的痛苦回忆。她的父亲在1949年革命后,先是成功地当上了劳动模范和工会领导,但后来在一次调动中被告发为所谓的 右倾分子,被送到她父母现在家乡附近的工厂做了多年的强迫劳动。

  后面放映的是张苹的第一部作品:《冬日回家》将家乡黑漆村的冬日镜头集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沉思的影像流,而在声音层面上,她父母的对话片段已经触及到了接下来电影的中心主题。

  “我是一个一生苦难、运气不好的人。 ——在一栋墙上挂着一幅洗尽铅华的革命标语的破旧的砖房门口,离镜头有些许距离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的身影几乎不可见。她在沉痛的声音中讲述了儿子马金虎的命运——2002年马金虎因与工厂老板发生暴力纠纷而被捕,被判处死刑。剪辑让影片的画面声音更加可感,说话人的外形存在仿佛是自己独白的再现。老人阴郁的叙事与章梦奇大量拍摄47公里村内及周边的深秋田野风光和被拆迁的建筑废墟相呼应,给人的感觉甚至比前几部电影中的鬼魂聚居地更甚。影片中有些多彩的时刻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村子里的房屋墙壁上画出她的梦想和愿望。

  小夏、小玲和小刚兄妹和父母一起住在一个北京郊区废品收购站的临时营房里。他们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因为中国的住所限制被排除在义务教育外,他们绝望地找寻继续学习的道路。他们很难指望从霸道的酒鬼父亲和失意的母亲那里得到支持。

  原始的直接影像给人带来了一种不安的直接性,《危巢》用没有任何乌托邦的视野记录了死去般的日常生活中和家庭日益加剧的分裂。这部无条件激进的作品是导演季丹迄今为止最新的一部作品,自1998年以来,季丹共拍摄了8部影片,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最杰出的导演之一。

  这部纪录片是章梦奇迄今为止47公里系列的最后一部分,自发的访谈段落和引人入胜的实验电影片段,如幽灵般的影子舞表演,扩展了前几部作品静止的整体协调的风格。

  《自画像:47KM的窗口》展示了过去的理想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对立。影片的核心是一个老村民的大量传记性叙述,他描述了自己从革命前的苦难时期到去世前的生活,其特点是饥饿、干旱和贩卖人口。老人叙述的情境只有声音,而章梦奇则在影像层面上展示了沉默老人的影像,从而将他的阐述与相对于电影当下的不同时间顺序结合起来。村里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表明,纪录片中仍然坚信的革命希望在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朱声仄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回到了她的处女作《虚焦》中的主角家庭。《又一年》再次(也仅是)发生在学生秦某与五位亲戚居住的18平方米的房间里。14个月的时间里,朱声仄记录了这个武汉家庭的晚餐。

  在剪辑《虚焦》时,她注意到,多代同堂的家庭日常生活中,最精彩的时刻都发生在家里的小饭桌上。该片的主要结构原则是将家庭晚餐的实时性,以未经剪辑的固定镜头进行拍摄。《又一年》在远离信息经济的限制中以淡然的坚持,记录了农民工家庭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以及其余发生的事,从而得出一种激进的电影体验,绝对值得一看。

  在一间孤单的临终关怀室里,躺着患病的张金章(音译)老人,他试图回忆自己的一生。断断续续阐述的记忆,表明了他作为追随者和戏曲演员的过去,但也有自豪的员身份和关于吃小孩的狗的怪异片段。

  反复的叙述突然跳到当下,跳到叙述者现在的哀伤状态。随着影片的深入,张金章(音译)的痴呆症加剧,不论在时间和现实层面,都越来越难以理解他的所说的话。导演季丹却无条件地追随主人公的呓语,用非常冷静的自述和旁人的无言记录,并近距离记录下他在镜头前的眼神。正是这种美学的克制,让《空城一梦》成为一部极富同情心的电影,它记录了一个人在最后时刻的故事,没有它,这个人会被遗忘。

  2008年奥运会期间,季丹回到家乡哈尔滨,拍摄了她迄今为止的倒数第二部作品《哈尔滨·回旋阶梯》。这幅沉闷的城市肖像聚焦两个家庭,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被一个纪念性的螺旋楼梯交叉口分开,而且在阶级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住在高楼上的母亲和面临高考的女儿相依为命。住在楼下大杂院里的夫妻为沉迷网吧的儿子而烦恼。两个中国中小城市到处可见的普通家庭,前途未卜的迷惘少年和他们人到中年迷失在生活罗网中的父母。

  哈尔滨螺旋楼梯所描绘的不可调和的社会图景,与那些国家官方制作描述社会和谐的作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011年,编舞家文慧第一次去看望大姨苏美玲,她在不久前才知道她的存在。在一个小山村的会议上,文慧首次拍摄了纪录片。84岁的苏美玲经历了过去种种运动,作为大地主的女儿,苏美玲在土改中受到告发和酷刑的折磨,她的一些家人在运动中死去。

  《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主要由老太太的生平事迹组成,在老太太的口述过程中,只有几个特写镜头,由DV机从正面对准她拍摄。在与外甥女的交谈过程中,形成了密密麻麻、引人入胜的时代记录。极简主义的电影拍摄与冥想的舞蹈和表演场景相辅相成,在叙事记忆中标示出时间的飞跃,并从标准化的话语记录形式中发展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视觉化的访问模式。

  在《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之后,可以看到后续的短片《与三奶奶共舞》,该片记录了文慧在几年后去世前与大姨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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